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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5年05月02日  分类:微信收集

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货币史经历了一个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过程。沿着它曲折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对以下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国内政治、国际经济政策安排、大的管理机构的功能、管理者个性在事件形成中的作用,以及看起来与清算所毫无关系的其他因素。由于美国货币史跌宕起伏的特点,其百年的经验对于研究经济变动的学者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价值。虽然学者们不能控制现实事态的发展,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对各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货币运行状况的观察,从偶然现象中提炼出共性,并确信这些共性在其他环境下仍然适用。通过对近百年来美国货币史的详尽剖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之一是货币存量的变化与经济状况、货币收入以及价格的变化密切相关同时货币状况的变化与经济状况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高度稳定的。

从1867年至1960年的93年中,我们对货币存量进行了估计,这段时间主要经历了两个价格膨胀时期:1914—1920年以及1939—1948年,这两个时期分别处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时和战后,而且价格平均上涨到了先前水平的两倍以上。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货币存量也上涨到了先前水平的两倍以上。货币存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增长,这在其他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从未出现过的。

在和平时期,只发生过一次大规模长期持续的价格增长:1897—1914年,在该期间内,价格水平上涨了40%—50%。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外,1897—1914年货币存量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于其他任何时期。人们普遍担心,二战后,价格将会再次经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但是事实证明,这种现象到1960年为止并未发生。1945年以来主要的价格上涨,要么是二战的遗患,要么与朝鲜战争有关。

在这93年中,有四个阶段显示出了经济相对高度稳定的状态:1882—1892年、1903—1913年、1923—1929年、1948—1960年。在此期间,货币存量的逐年变化也表现出了高度的稳定性;而在其余的时期,货币及国民收入的逐年变化则表现出了较大的不稳定性。

在这93年中,曾经有六个经济严重衰退的时期引发了广泛的贫困和失业。这些经济衰退时期是由研究商业周期的历史学家按照衰退的程度划分而来的,它们与平均大约四年发生一次的、较为温和的衰退相比有所不同(如果这些衰退并非在种类上有所不同)。其中,最严重的衰退发生在1929—1933年。其他几个经济衰退时期分别为:1873—1879年,1893—1894年(或者应该说是1893—1897年整个时期,这一时期有两个衰退时期,其间仅包含一个短暂且不充分的扩张时期),1907—1908年,1920—1921年,1937—1938年。在这些严重的衰退时期中,每一个时期都伴随着明显的货币存量的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29—1933年。只有整个时间序列的第一年——1867-1868年的货币存量下降程度可以与这六个时期相提并论,这一时期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些货币代用品可以流通的最后阶段。在这93年中,只有两个时期(1948—1949年和1959—1960年),货币存量在短暂的几个月里发生了轻微的下降。然而,与上述六个严重衰退时期中的任何一个相比,这两个时期货币存量的下降程度无疑都较小。其他的衰退时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货币存量并非是绝对量上的减少,而是其增长速度小于扩张时期的增长速度。

在这六个严重的衰退时期当中,有四个是以较大的银行波动或货币波动为特征的:1873—1879年的波动是由关于绿钞与恢复铸币支付的争论,以及1873年的银行危机而引发的;19世纪90年代的波动是由关于白银作用的争论、1890年的银行危机及1893年更为严重的银行危机(该银行危机与银行对存款兑现进行限制有关)而引发的;1907—1908年的波动是由银行业危机而引发的(这一次的银行业危机也与限制有关);1929—1933年的波动则归因于银行系统的崩溃,当时银行系统的崩溃波及了1/3的银行,它们因破产或合并而消失,并以为期一周的全国范围内的银行歇业以及银行活动的完全停滞而告终。在严重程度方面,唯一能够企及这四次危机的另一次银行危机也发生在这一期间内,即1884年的银行危机,这是在我们所研究的期间内,持续期位列第三的衰退时期(1882—1885年)中的一个插曲,它处在两个严重衰退时期的分界线上。

在另外两个严重的衰退时期,即1920—1921年和1937—1938年,货币存量的下降是联邦储备体系政策措施不当的结果:在1920—1921年,联邦储备体系于1920年年初突然上调贴现率,且在大约四个半月后再次大幅上调;在1937—1938年,联邦储备体系分别于1936年和1937年年初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一倍。在这两个时期,货币存量的下降都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这两个时期都没有引起银行危机。

以上证据所反映的这些相互关系当中,货币存量长期和周期性的变动,与名义收入和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动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由于实际收入与名义收入有相同的运动周期和运动方向,所以我们还观察到了货币存量与实际收入或商业活动的周期变动之间的紧密关系。而相比之下,货币存量长期变动与实际收入长期变动之间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密切了。在前面所提到的四个稳定时期内,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都大致相同。然而,货币存量与价格却以截然不同的速度增长——价格在某个时期可能每年下降,而在另一个时期则可能每年上升2%。显而易见,只要实际收入的增长过程与货币存量的增长过程都相当平稳,那么决定实际收入长期增长率的因素大致上会独立于货币存量的长期增长率。但是,货币存量显著的不稳定始终伴随着经济增长的不稳定。

货币关系的稳定性

货币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不仅十分密切,而且在形式和特点上也高度稳定。根据美元与英镑之间的汇率变动得出的美国与英国的相对价格变动情况,是基本经济关系稳定的一个有力例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照自1871年以来较为连续的资料数据。在1871—1949年这79年中,美国的经济结构与发展、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美国和英国各自的国内货币结构,以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国际货币安排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尽管发生了上述变化,且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加之物价指数的数据存在一些统计上的误差,但是79年中,以年为基期(=100)的调整后价格比率,基本都在84和111这个范围内波动。唯一的例外发生在1932年,这反映了继1931年秋天英镑贬值之后随之而来的国际货币关系的混乱,使得英国在英镑货币区以外、美国贸易所及的地区暂时失去了代表性地位。一年之内,该比率又恢复到了早先的幅度范围。而且,在最初的10年中,价格比率在该幅度范围的极值几乎都曾出现过:在这一时期,这一比率由1871年的111变为1876年的86。继1949年秋天英镑贬值后,该比率在1950年迅速上涨并突破了先前的水平,这与1932年发生的情况相似;但是这次上升的幅度更大,达到了143。这一次偏离所持续的时间较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我们相信,这更主要的是由于在抑制价格上涨或计算价格指数方面更为有效的方法的发展。然而,物价指数逐年下降,一直下降到1958年才停止,这时价格比率为118,略微超出了原先的变化幅度。直到1960年,这一比率仍然大致保持在这一水平上。

尽管我们习惯于将美国看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但是由于当时整个西方经济的一体化已经足够紧密,所以当用同一种货币计价时,美国的价格水平相对于外部价格水平几乎不具有灵活性。与两者最终的价格关系如何的问题相比,如何形成这种价格关系的问题存在着更大的灵活性——是通过内部价格的变动,还是通过汇率的变动。关税的大幅变动、主要的黄金购买计划、资本流向的大规模变动,或者我们的贸易伙伴实施的大范围的外汇管制——这些因素均未曾根本改变为获得某种国际收支均衡所必需的价格关系。

能够反映社会持币倾向的货币流通速度,为基本货币关系的稳定提供了又一例证。由于美国民众的实际收入增加,并且银行机构的普及使存款变得更为便利,于是社会会持有相对于国民收入更多的货币量,也就是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了。1869年,货币存量总额小于3个月的国民收入;但是在1960年,货币存量总额达到了高于7个月的国民收入的水平。因此,货币流通速度的数值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经历了一个相当平稳的过程:在19世纪80年代以及19世纪90年代初,价格水平持续下降,这使得持有货币更具有吸引力,所以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较快;而在1897—1914年,价格水平持续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则变化较慢。唯有两次例外: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和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先大幅下降,然后又迅速回升;另一次发生在二战期间和战后,货币流通速度也是先大幅下降,然后在战后迅速反弹回升。与周期性波动相对应,货币流通速度表现出了系统性和稳定性的变动趋势,即在经济扩张时期上升,在经济萧条时期下降。甚至在大萧条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幅变动仍部分符合这一模式。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幅度如此之大,部分原因就是其周期性波动幅度本来就非常大。

到1960年为止的90年中,货币流通速度以平均每年略高于1%的速度下降。在经济扩张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减幅度一般不会超过1%;但是在经济紧缩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减少幅度一般会超过这个比率。货币流通速度的周期性上升或下降幅度往往随着经济活动周期性波动幅度的变化而变化。由于许多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幅度大致相同,所以货币流通速度的周期性波动幅度也基本相同。尽管存在长期的变化趋势、一致的周期性变化模式以及估计值相当大的误差,但是从1869年(我们所用的货币流通速度数据的起始年份)至1960年的91年中,所观测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年际变化幅度有78年小于10%。在13次较大的波动中,有半数以上发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且最大的一次波动幅度达到了。用某种长期变化趋势的百分比来衡量,有53年货币流通速度处于90至110之间,有66年货币流通速度处于85至115之间。在其余的26年中,有12年是在1869年起的15年里,这些年份的国民收入数据是严重缺失的,而且有7年是在大萧条期间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另一种高度稳定的货币关系,是货币存量变化与经济活动周期性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总体上,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下降的趋势。这种增长在周期性扩张时期快于平时的增长速度,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则慢于平时的增长速度。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恰好会在商业周期到达峰顶之前减慢,而在商业周期到达谷底之前加快。无论是从我们数据所涉及的最早期的商业周期看,还是从最近的商业周期看,这一模式的主导地位都贯穿始终。

另外,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许多反映货币稳定关系的详细例证,从而对上述这些概括性的例证形成补充,如1878年为准备恢复铸币支付以及1933年以后为提高国内价格而实行的两次黄金购买计划所具有的类似影响;将存款-通货比率作为流动性问题预警信号的可靠性;在两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批发物价水平起初类似的波动——起初的变动方向都与后来占主导地位的方向相反,等等。

尽管货币安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这些货币关系的一致性依然持续。从1862年到1879年,美国货币是独立的,它既不能以任何固定比率兑换黄金、白银,也不能以任何固定比率兑换任何他国货币。因此,这一时期的货币存量可以由国内形势决定。从1879年至1914年,美国货币可以按照法律限定的且在实际当中所维持的固定比率同黄金进行兑换。从而,货币存量及国内价格不得不处在维持国际收支大致平衡的水平上,同时不引发异常的黄金流动。当然,尽管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灵活性,但是货币存量仍是一个因变量,而不是一个自变量。从1879年前后一直到联邦储备体系建立的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单一银行体系分为国民银行和非国民银行,两者大约各占存款总额的一半。两者均不受中央的控制,只是财政部偶尔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责。

1914年到1933年,美国货币仍然严格与黄金挂钩,但是能够与黄金维持固定兑换比率的他国货币逐渐减少。于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高,而且国际贸易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变小。因此,与早年相比,美元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更为松散。另外,《联邦储备法》不仅确立了对大部分银行系统的中央控制机制,而且提供了一个可以有计划地进行干预,从而改变甚至扭转国际收支与国内货币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机构。

1933年年初,美国货币脱离了与黄金严格的挂钩关系。一年后,这种挂钩关系以一个不同的比例再次确立起来。然而,那时重新建立起来且从此在法律上占主导地位的金本位制截然不同于1933年以前的金本位制。从那时起,黄金逐渐退出流通领域,私人持有黄金为法律所禁止,因此货币不能再以固定比率自由兑换成黄金。其他国家也削弱了货币与黄金之间的联系,随之也削弱了货币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许多国家甚至在完全割裂本国货币与黄金之间的联系方面走得更远。如今,黄金主要以价格固定的商品的形式出现,而不再是世界货币体系或美国货币体系的基础。然而,历史的延续性及黄金作为固定汇率工具的用途,使得黄金仍然具有任何其他政府限定价格商品所不具备的货币性。

1934年,由于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行,美国银行系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联邦存款保险制度达到了《联邦储备法》未能实现的目标:它使得公众对某些银行丧失信心情况的迅速增加不会扩大为银行业危机,而这种银行业危机是由于公众普遍试图挤兑现金而产生的。

货币政策安排的变化显著改变了货币存量的决定力量,从而也改变了货币存量的变化情况。例如,在1914—1960年的46年中,当某一政府机构对货币存量的变化负有明确的职责时,货币存量的年度变动幅度比之前的35年更加剧烈,因为在之前的35年中,货币存量的变化是由金本位制的准自动均衡机制(quasi-automatic mechanism)所决定的。此外,自二战结束后,货币存量的年度变动幅度比之前任何一个等长时段都要稳定。

不断变化的货币安排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三个变量(我们发现将这三个变量视为货币存量的数学决定因素非常有助于分析):高能货币存量、公众存款与其持有现金之间的比率,以及商业银行系统的存款负债与其准备金的比率(我们将准备金定义为商业银行系统持有的高能货币总量)。

从数学上讲,高能货币存量是决定货币存量变化的主要因素。然而,高能货币数量的变化在不同时期是由不同力量决定的:在绿钞时期,主要由政府信用发行方面的变化促成;在1879—1914年,尽管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为交换白银而发行的国民银行券以及通货方面的变动所引发的,但主要还是由黄金的流动所引起的;在1914—1960年,主要是联邦储备信贷余额的变化造成了高能货币数量的变化,但显然,1934—1940年除外,因为该期间高能货币数量的变动主要是由黄金的流动所引起的。

在发生金融危机期间,存款-通货比率变得尤为重要。每当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就会对银行失去信心,从而争相将存款兑换成现金,由此会导致存款-通货比率锐减,并对货币存量产生强烈的下行压力。人们曾寄希望于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能够基于货币意义消除存款-通货比率的波动;当公众要将存款兑换成现金时,不必加倍地减少存款,而是由联邦储备体系来提供一种能够使公众可持有现金的绝对数量增加的方法。但实践表明,联邦储备体系并未成功地实现这个目标。在1867—1960年的93年中,存款-通货比率发生的最剧烈的一次波动是在1930—1933年。在这三年里,存款-通货比率下降到不及初始水平的一半,而且仅在三年的时间里,该比率的下降便将其之前年的长期增长化为乌有。尽管公众持有现金的绝对数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却是以存款更大幅度的减少为代价的,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货币总存量减少了1/3。1934年,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最终决定性地扭转了存款通货比率的下降趋势。从那以后,该比率在短期内从未遭受剧烈的波动,估计在未来也不会发生。

由于一般情况下存款-准备金比率在经济扩张时期上升,在经济紧缩时期下降,因此其更持续地发挥着次要作用,尽管如此,存款-准备金比率与存款-通货比率一样,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显得尤为重要。一旦公众试图降低存款-通货比率而表现出对银行的不信任,银行就会通过增加其准备金数量加以应对。经过短暂的时间,银行就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它们成功地降低了存款-准备金比率,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货币存量的下降压力。

从长期趋势来看,存款-准备金比率也会随着货币安排的变化而变化。在绿钞时期,由于国民银行的成熟及非国民银行相对重要性的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显著上升。在1897—1907年这10年中,存款-准备金比率再次上升,部分原因是财政部准备承担更广泛的中央银行职能。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建立后,存款-准备金比率再次上升。其原因在于联邦储备体系既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其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又增加了商业银行的信心。然而,1930—1933年发生的货币危机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在此期间,存款准备金比率呈下降趋势。短短10年的时间里,存款-准备金比率就从1929年空前的最高水平,下降到仅略高于1867年的水平。1930—1933年的经验使银行认识到,依靠联邦储备体系来解决流动性问题是行不通的;银行用了三年时间来根据自身流动性偏好方面的相应变化来调整其准备金。1936—1937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连续提高,使银行资产流动性的需求再次发生变化,同样地,这次调整也经历了大概三年的时间。从那时起,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直保持上升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银行认识到存款保险能够消除银行的挤兑风险,而且早期经历的影响也逐渐消失。如果调整是针对法定准备金要求的变动而作出的,那么这一比率会回到它在20年代后期的水平上。

尽管在影响货币存量的因素方面存在着这些显著的变化,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就很少再发生变动。影响货币存量的那些外部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货币存量的变动对经济其他方面的影响似乎一直是高度稳定的。(完)

(本文节选自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所著的《美国货币史》,中文版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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