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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5年04月25日  分类:微信收集

专家知识与社会理性

李华芳

从食品市场失灵的原因:偏好错误、最大化失败和信息问题出发,认为新古典对前两者的捍卫使得市场失灵问题被归结为信息问题(阿克洛夫)。而信息分为显性(外在的)和隐性(内在的)信息。外在的信息较容易获得,内在的信息需要凭经验和习得的知识判断。但个人知识可能无法企及食品生产的具体知识。原因是个人的有限理性(西蒙)。

此时,食品市场的危机或可以通过“社会理性”来解决,这是周德翼和曹士龙的对策。但周曹对社会理性着墨不多,其意思是“专家知识”。周曹的一个逻辑跃进是从个人知识无法企及全部信息(因为有限理性)因而需要专家知识,跃进到政府要利用专家知识或社会理性来进行干预,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周曹理所当然认为“食品安全的核心是合理利用专家知识”,帮助消费者进行决策。具体做法有市场准入,质量标准和强制认证等。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政府介入要比我们想象的多。

问题在于专家知识与社会理性这两个概念之间,尚有区别。通常理解社会理性(假定有社会理性的话),是n个社会成员理性博弈的“均衡解”(例如分为x专家,n-x非专家组成n人社会)。专家知识与社会理性是不同的范畴。专家知识可以被看成是市场扩展和分工深化的结果,专家系统有助于节约每个人都去变成专家的费用,因而专家机制其实是一种保证机制,节省社会成本,并自我维持信用。(周其仁:考核学生质量的困难,教育专家系统的可靠性;李华芳,聂日明:大学生不合格的根源)

专家知识在食品安全中起作用的话,也是作为消费者有限理性的补充,而不成为政府干预的借口。某种程度上说,市场正是借助专家系统以防止在食品安全上失灵的。而市场准入、质量标准、认证听证等完全可以由行业协会来完成。(郁建兴:行业协会:寻求与企业、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不一定需要政府。简言之,周曹德论述中无法推出政府干预,至少在逻辑上并不严谨。

相反,我们可以将专家知识看成是消费者有限理性的补充机制,按照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提到的,个人和专家知识都可以作为市场的构成部分,由市场机制来协调知识的分配和使用。这可能是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在这之后讨论食品安全问题有:当专家意见不一致时,甚至完全相反,现有技术手段(例如转基因)使得食品的隐性信息大增而超过了个人知识所能企及的范围,专家知识又无法作为补充,或者说作为补充之后,依然无法对食品安全做出有效的判断,此时个人如何决策?政府应该介入吗?这或许是更有意义的问题。

参考文章:周德翼,曹士龙,2007,知识、有限理性及其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含义,《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三卷第一期,8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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